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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對酒》二月號 |
| 《對酒》二月號：魏晉文人縱酒佯狂
魏晉（220－589）以前，酒文化或可用西漢（前206－9）鄒陽（前206－前219）於《酒賦》所謂：“庶民以為歡，君子以為禮”予以概括。簡言之，屬一種有節制之世俗行徑。然則飲酒至魏晉文人身上，已成為一種文化行為。《世說新語》、《晉書》等著，載文人名士大醉狂行甚多。其中《世說》有《任誕》篇五十四條，提及飲酒者二十九條，佔其大半，可見魏晉酒風之盛。
究其原因，蓋魏晉玄學清談之風既廣，政局又昏且亂，文人心中鬱結難舒，遂借酒澆愁。一者尋求解脫，二者尋求保命，三者衝擊名教。酒文化至此，已成為文人宣泄情感之媒介，故酒後行徑，放浪形骸，狂行各異。魏晉名士中，若論特立獨行，尤以竹林七賢為佼佼者。其中，阮籍（210－263）、劉伶（221－300）、阮鹹於酒文化中，留下其獨有足跡。 《晉書‧阮籍傳》載：“籍本有濟世志，屬魏、晉之際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與世事，遂酣飲為常。”其言意為政局昏暗，士人多難自保，阮籍亦如一眾士人，一醉以避罪。時曹氏篡漢，司馬氏篡魏，阮籍不欲效命。司馬氏嘗求親於籍，籍遂一醉六十天，鐘會（225－264）欲入其罪，而籍以酒醉告免。可見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非在縱慾，乃在全命，兼維護自我之自體、自覺與自由。
再側觀阮籍，《任誕》載王孝伯：“阮籍何如司馬相如？”王大曰：“阮籍胸中壘塊，故須酒澆之。” 其壘塊之意，在於阮籍心中對時下風氣、政治、仕途種種鬱悶難舒，便以酒澆之。古琴曲《酒狂》就正正描繪阮籍彈琴縱歌，借酒佯狂。以古琴曲相對少見之快節奏映阮籍醉酒後步態踉蹌。由此可以推想，《酒狂》雖名為“狂”，實非真狂，而是壓抑和憤懣。魏晉文人，或情操才智不如阮籍，而飲酒之情緒相類。
竹林七賢，又有劉伶以嗜酒聞名於世。其人醉酒以後，所行大違固有名教，意在突破框架，尚玄學。《任誕》述劉伶縱酒放達，“或脫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見譏之，伶曰：“我以天地為棟宇，屋室 為褲衣。諸君何為入我褲中？”蓋劉伶醉酒以後，竟可安然裸體迎客，而以老莊天地之道自解。可見酒在劉伶身上，已發揮為道學之媒介。
《晉書》中載 “（劉伶）常乘鹿車，攜一壺酒，使人荷鍤而隨之，謂曰：‘死便埋我。’其遺形骸如此。”則伶自由意志所至，其生惟有酒相伴，死亦不拘禮節。酒至魏晉之地位，由此可以窺見一二。又有阮籍侄子阮鹹，嗜酒之深，“不復用常杯斟酌，以大甕盛酒，圍坐，相向大酌。時有群豬來飲，直接去上，便共飲之。”真可謂以酒借題發揮，物我合一、寵辱皆忘，亦酒文化中衝擊名教之顯例。
酒於魏晉之顯要位置，非只限竹林七賢而已。東晉陶淵明（365－427），其文字與酒相交。《五柳先生傳》謂“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，既醉而退，曾不吝去留。”以酒醉解愁忘憂，暫時解脫塵世羈纏，化苦為樂。時陶淵明任彭澤令，盡令衙門公田種粳為酒料，竟忘飯食。夫人力爭，才留公田一半以種稻。後來棄官，四壁蕭然，則以“攜幼入室，有酒盈樽”而心足。可反映酒文化之發展，至魏晉已舉足輕重，為一高峰。
魏晉文人飲酒百態，本文篇幅所限，自不能全部涵蓋。然縱觀以上，魏晉文人縱酒目的雖異，廣傳酒文化之果殊同。自魏晉酒文化本身，可以推想，社會廣見之行徑，必有其背後環境世道之反映，此所謂文化形成。魏晉文人，縱酒佯狂，雖有魚目混珠、自命清高者，然則仍有一眾名士之醉狂，非真狂。倘一笑置之，則不能細味真意。差之毫釐，繆之千里。觀世道，觀人行，須察其情，察其局，探討社會行徑如是，酒文化如是。
參考書目： 王妙純：＜從《世說新語》看名士飲酒之風貌＞，《屏東教育大學學報－人文社會類》，第37期（2011年9月），頁97－1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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